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一图看懂

又比如民间风俗中的节日问题，蒙先生曾经屡次强调，春节是宗教节日。

二、国籍天主教徒——以中华道统合释中西信仰 区别于正统道统教义，也异于十七世纪心学道统，国籍天主教徒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士人信徒对道统思想的介绍与诠释可视为别开生面的新尝试。(50)参见郑锦怀、岳峰：《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东方论坛》2011年第2期。

由此可见随着儒家经典的引入，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组织机构、独立于任何宗教的道德观念和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及其技术的例证，都强有力的影响了欧洲，向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文献(60)。而徐光启首先强调何为正道，正道即为事天，事天即事天主。利玛窦首先将圣人道统之学作为进入中华学问之门。(38)王徵：《畏天爱人极论》，《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3，第34册，第489、119、123页。(二)中华正道：合《易经》与道统为真传 继利玛窦适应政策后，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及其弟子傅圣泽( Foucquet，1665-1741)、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等人以《易经》作为最主要的中华文化载体，形成了索隐派(Figurisme或Figurism)。

皇帝……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随着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研究和传播，自伏羲以来的圣人统续即道统与天主教的宗徒圣人体系相呼应，如李杕所译《宗徒大事录》、高一志所述的《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以及二人合作所撰编《宗徒列传》等。按其内涵，性与天道中的性主要与人的存在相涉，天道则关乎更广意义上的世界原理，与之相应，作为中国哲学主题的性与天道所指向的哲学问题，是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

关 键 词：中国哲学  普遍性  历史与逻辑  中西之学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的形成与中国哲学的反思，几乎呈现同步形态。比较而言，道家则侧重于另一层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尽管西方哲学本身有古今的不同，但对中国哲学来说，它首先与近代的思想变迁相涉，并相应地呈现现代的意义。当然，方以智同时又指出：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从逻辑上看，它们又具体展开为多样的哲学系统，可以作观念层面的归类。进一步看，不仅在思想的前后沿革这一意义上，中国哲学呈现历史性，而且哲学的发展本身既有思想之流，又有社会之源，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也会在一定时代的哲学思想上留下自身印记，并赋予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以多样的历史品格。

古今的这些哲学史著作既有各自的历史印记，也为进一步反思哲学史提供了具体背景。⑦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页。一方面，对西方哲学传统形成的理论资源的吸取，应基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传统。至于本体与工夫之辩，其中的本体不同于substance，而是指本然之体，其含义即人的内在意识结构和精神形态，工夫则是指广义的知行活动。

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这种看法，多少体现了某种理性主义的趋向。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已也。知与行既与认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相涉，又指向伦理学上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从而兼有认识论与伦理学的意义。

前面提到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哲学，对后起的哲学思考而言，同时具有已然或既成的品格，表现为历史中的哲学。言说作为表达观念的方式，既与修辞相关，也涉及哲学的思想。

(12)阮籍：《咏怀诗·其三》，《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6页。(19)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0页。

事实上，在方以智那里，以上区分的背后，已有西学的影响，在其对远西学入的评议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15)从思想渊源看，通几一词，可以追溯到《易传·系辞上》的如下论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单纯地以思想脉络的逻辑分析为进路，则可能略去哲学史演化过程内含的多方面的丰富规定而将其视为抽象的概念演化过程或空洞的逻辑框架。这里的道，可以视为存在的统一根据，德则更多地呈现为特殊的规定，尊道意味着以统一之道涵盖万有，贵德则蕴含着对个体的关注。与之相关，如果限定于系统，便难以再现哲学史的具体性。以上的区分和归类，涉及的是多样的哲学系统。

仅仅专注于观念的逻辑演化，完全无视社会背景、文献实证，以及思想和学派的历史的沿革，则常常引向空疏抽象的哲学史。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的发展便与名言的辨析无法分离，这种辨析同时展开于不同学派、人物之间的相互争论之上，所谓百家争鸣，便以此为内容之一。

从仁与礼以及仁与乐的关系看，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便表明了仁对于礼和乐的决定作用：唯有合乎仁道，礼和乐才具有正面的价值意义。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这种看法由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进一步强调了认识的有限性，其中蕴含着某种怀疑论的观念。

从孔子到孟子、荀子既是同一学派的分化，又表现为时间中展开的历史变迁，它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实际哲学形态的历史品格。另一方面，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如其所是地确认其个性特点。

首先可以关注的是思辨地言说，这种言说方式常常指向超验的存在本源，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老子》第十四章)等表述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中国哲学注重情与意，儒家对道德实践和人格的理解，便首先与恻隐之心相联系，后者即属广义的情感。自终极的存在向经验领域下推，则太极又散现于经验对象。⑩根据以上理解，在心与性之中，性体显然被赋予支配地位，这一意义上的性又以理为内涵：性者心之理也。

在尊道贵德之后，是对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的双重确认。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殿军和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龚自珍已十分自觉地意识到性道之学不同于知识层面的探索，他所作的学科分类便体现这一点。

我们现在仍然过多地把过去的道德哲学家看作是对某一相对不变的课题的一次讨论的贡献者，把柏拉图、休谟和密尔既看作是同一时代的人，又把他们全看作我们的同代人。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层意义，唯有通过这一过程才能得到实质的揭示。

以上的学派分别既展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哲学系统方面的差异。当然，中国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相通的普遍品格，并不意味着两者没有各自的特点，在以西方哲学为反观中国哲学的参照背景的同时，需要进一步通过两者的比较，以把握这种特点。

当然，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可以展开于不同的方面，后者赋予中国哲学以丰富而多样的形态。(19)这一看法已有见于近代中西互动的以上意义。④这一语境中的理一分殊主要与道德原则及其作用形式相联系。与之不同的是诗意地言说，亦即通过诗意的想象等形式表述自己的哲学观念，庄子即其中之一，他常常以诗化的名言阐发其哲学论点，用诗意的形象展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

④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9页。新的哲学形态的生成，需要基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成果，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历史时代，则需要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来反观不同传统，并关注不同传统所形成的智慧之源。

中国哲学的以上内涵，要求哲学史的回溯与梳理既应注重历史的考察，又不能忽视逻辑的分析。进一步看，心学在哲学上对经验和情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理学则更为强调人的理性本质，刘宗周对心性的理解，则交错着以上不同的哲学立场，这一事实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逻辑系统与实际思想形态的分别。

中西哲学的相遇，当然还可以追溯到明末及明清之际，但由传教士来华而发生的中西之学的接触，在时间上比较短暂，在内容上也缺乏对中国哲学的实质性影响。当然，在思想的演化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系统，也逐渐取得了历史的形态，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对象。